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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经过中国文化的洗礼，逐渐形成了异彩纷呈的中国佛教。随着佛教信仰传统的长期积累，再加上修学参访、兴建寺院等，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圣地信仰。至明清时期，禅宗寺院走向衰落，僧俗大众逐渐以传统名山如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为主要参访、进香之地，使名山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远播海外澳门老永利和新永利，最终形成“四大名山”的信仰格局。

而要真正成为佛教名山，还离不开长达千余年的大规模寺院营建。高僧辈出、塔寺佛像林立，才引发出历史上的信仰热潮。五台山约在北魏开始有佛教的传播，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研习《华严经》的圣地。至唐开元年间，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文殊信仰盛极一时，形成文殊道场，五台山寺院规模得到极大扩张。至明万历年间，五台山有寺院三百余座。元代和清代推崇密教，五台山密教寺院剧增。

公元5世纪初，慧持在峨眉山创建普贤寺，开始传播佛教。自唐以后峨眉山的“佛光”现象(实为一种特殊、奇美的自然物理现象)逐渐传扬，随着人们以“普贤祥瑞”来解说“佛光”，加上北宋统治者的推波助澜，峨眉山作为普贤道场逐渐被广泛接受。明代是峨眉山佛教鼎盛时期，寺院多达一百七十余座，常住僧侣三千多人，礼佛信众不计其数。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信仰，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观念与习俗，更传播至亚洲各国，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国际性影响。《清凉山志》卷四记载，北周时代，即有梵僧自天竺来，开启了印度僧人朝拜五台山的先河。新罗著名僧人慈藏于唐贞观年间参拜五台山，后来他带着唐太宗敕赐的礼物和五台山求得的经像、袈裟、舍利、法器回国，并将自己修行之处也命名为“五台山”，这座“五台山”的所在地，便是2018年冬奥会的举办地韩国平昌郡。

五台山对日本佛教具有广泛影响。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澳门老永利和新永利，日本僧人灵仙三藏前往瞻礼五台山，后来迁化于五台山，并为五台山留下了自制的佛像和金铜塔。日本平安时代，日僧圆仁、惠运、宗睿等参拜五台山后，在日本修建寺院时就借鉴了五台山佛寺的建筑布局；如圆仁在比睿山延历寺修建的文殊楼，不仅仿照了五台山大华严寺菩萨院文殊堂的式样，而且建堂所用基石、灵石、狮子迹土(从五台山带去的土)和柳木等，都是圆仁大师从五台山带回去的。唐开元十二年(724年)，日本僧人行基在高知县仿造了五台山金色院竹林寺。宋代，日本僧人奝(diāo)然向日本朝廷奏请在京都嵯峨爱宕山建造了五台山清凉寺。不过，韩国与日本的“五台山”影响力仅局限于本国，并没有获得其他国家佛教徒的信仰与接受。

观世音菩萨信仰可谓半个亚洲的信仰。普陀山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日本、韩国等佛教界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实际上，补怛洛迦在印度实有其山，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秣剌耶山东有布呾洛迦山……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但真正的印度补怛洛迦山并未被世人所知，普陀山却作为观世音菩萨道场，成为世界著名的佛教圣地。

圣凯，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佛学研究》主编。研究领域为南北朝佛教学派、儒佛道三教关系、中国佛教社会史、近现代佛教、佛教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等。主要著作有《中国汉传佛教礼仪》《中国佛教忏法研究》《摄论学派研究》《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方法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