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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中，孙某（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和王某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三个子女，即妹妹阿芳、哥哥阿夏和阿春。2014年5月，父亲孙某被诊断为肺鳞癌等疾病，之后进行手术治疗，切除了左上肺，出院后，又于同年6月住院治疗；同年9月，孙某因反复发热2周再次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右下肺鳞癌术后复发转移、肺部感染、心律失常、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左上肺切除术后、糖尿病。

由于病情发展迅速，同年10月，医院向孙某出具《告知及授权委托书》，言明由于各病人心理承受能力不同，以及疾病发展具有不可预测性，可以授权委托信任的代理人，代理本人在诊疗过程中的一切事务并在手术知情同意书等需病人签名同意的医疗文书上签名，代为行使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和选择权。委托人处，孙某签名为他人代签，受托人处有王某签名，另有两位医院办理人签名。

大哥阿春表示，自己和母亲、弟弟将父亲送往医院治疗，妹妹是知道的，同为子女，如果认为不妥，完全可以向医院提出对父亲进行正确的医疗，或者转院；但在百余天的治疗过程中，阿芳并无有关建议和行为，阿芳不作为，对父亲去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阿芳称母亲和哥哥掌控经济、拒绝偿付医疗费，但已经产生的3万余元医疗费，阿芳未承担分毫，故阿芳未尽子女的义务。

母亲和弟弟阿夏表示，父亲治疗过程中用了很多自费药，阿芳并不知道，因为她没有负担过分毫父亲的医疗费。医院通知父亲病情危重时，他已有十多天未进食，因为之前手术癌肿并未全部切除干净，当时已经缺氧、被推进临终病房，故其死亡有多种因素。父亲临终时，阿夏将阿芳接来病房，阿芳在法庭审理中说不放弃抢救父亲还能活5年是不现实的。

根据医院的诊断记录，孙某患有多种疾病，说明其自身身体状况不佳。孙某被诊断为肺鳞癌后，因病情反复几个月内数次入院救治，至2014年11月5日时已被医生告知病情极其危重，可见孙某的病症发展得较为迅速。在孙某确诊为癌症至去世这段时间，被告三人多次协助其入院治疗，并不能认定三人对孙某放弃治疗。阿芳提供的证据也未能证明被告行为损害了孙某的生命权。

在患者有同意能力的时候，应充分尊重患者本人的知情同意和决定治疗方案权利，但在患者无法清楚表达是否接受或放弃治疗的医疗意愿，已不具备医疗同意能力，应由其近亲属代行医疗同意权。患者的近亲属作为患者家庭情感、医疗费用、社会关系联系最紧密之人，在患者无法自主决定、理性表达治疗的医疗意愿时，由其近亲属代为作出医疗决定，不仅符合社会的一般情感，也符合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当孙某病情危重，已不具备医疗同意能力时，其近亲属王某、阿夏、阿春代行医疗同意权并无不妥。

本案中，医院出具的《告知及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记载孙某委托王某代为行使在诊疗过程中的一切事务并在手术知情同意书等需病人签名同意的医疗文书上签名，代为行使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和选择权。尽管委托人处签名并非孙某本人所签，但结合当日病历中记载的其神志清、精神较差，有两位医院工作人员在场等情况，孙某同意王某代为签名的陈述具有可信性；并不能认为签名非孙某本人所签，就是恶意获取家属医疗代理权，故王某有权代行医疗决定权。同时，法律并未规定近亲属代为作出医疗决定权时，近亲属必须要达成一致意见。即使《告知及授权委托书》并非孙某本人真实意愿，王某作为其关系最为密切的配偶，代为作出医疗决定并无不当。